在鄉村治理中，自治成本*、效率*，法治*具說服力和公信力，德治能有效破解法律手段太硬、說服教育太軟、行政措施太難等難題。只有“三治”形成合力，才能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生產生活面貌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一些鄉村由于產業發展快、人口積聚快，治理難度也可能進一步加大。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如何使自治、法治、德治既各司其職，又形成合力？在不久前舉辦的2018中國（花園）鄉村治理高峰會議上，有關專家接受了采訪。

　　自治是基礎

　　制定村規民約，呵護公序良俗，是成本*、效率*的鄉村基層制度。

　　走進浙江省東陽市南馬鎮花園村，映入眼簾的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這個曾經“村名花園不長花、草棚泥房窮人家”的窮山村，如今成了現代化都市。

　　數據顯示，花園村的區域面積為12平方公里，人口6.5萬人。村子規模日益擴大，鄉村治理面對的局面也更加錯綜復雜。

　　“自治是鄉村治理的基礎。”花園村黨委書記邵欽祥說，花園村治理的重要經驗之一，就是通過制定并嚴格實施村規民約，提高村民的自律、自治和自我保護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表示，制定村規民約，呵護公序良俗，是對傳統社會*遺產的繼承，是成本*、效率*的鄉村基層制度。村規民約往往凝聚著村民們在價值認知和行為規范方面的共識，對于規范村民言行的約束力更強。

　　除了村規民約外，有效的村民自治還需要依托運行有序的村民自治機構。只有形成相對權威的自治機構，并充分尊重村民話語權，才能真正激發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

　　浙江省桐鄉市越豐村黨總支書記沈春雷告訴記者，越豐村積極打造百姓議事會的自治機構，這一機構由法律意識強、綜合素質好、在群眾中威望高的9名村民作為固定成員，與利益相關的非固定人員一道幫助村兩委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社情民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表示，實行村民自治，可以減少村干部任職數、減輕農民負擔、減少國家補貼，也有利于打破農村慣有的宗族派系勢力。

　　葉興慶建議，由于不少行政村的范圍在不同的地方情況差異很大，特別在一些山村，一個行政村覆蓋了若干個自然村、村民小組。這些自然村和村民小組的利益訴求不完全一致，在新的自治中可能很難達成共識，影響自治效率。因此，建議以自然村或者以村民小組為單元實行自治，縮小自治半徑，使自治體內的成員熟悉程度更高，在一些共同的利益上更容易形成共識，也更容易相互監督。

　　法治是保障

　　在人情復雜的鄉村，法律*具說服力和公信力。

　　“法律作為強制約束力，在人情關系復雜的鄉村，*具說服力和公信力。所以，法治是鄉村治理的底線，也是‘硬治理’。”山西省陽城縣北留鎮皇城村黨委委員于小介說。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皇城村堅持法治教育常態化，每月開展*法律大講堂，定期組織開展“以案說法”活動，促進黨員干部和村民群眾學法、信法、用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思想和行為自覺。

　　同時，借助政法部門“一村一警一律師”力量，每戶一張法律咨詢便民卡、每周*集中調處受理，有效暢通法律咨詢和疑難糾紛解決渠道，確保村干部和村法律顧問能*時間依法調解辦結。

　　越豐村所在的街道黨委政府成立了“法治”領導小組，在村一級建立法律服務團，由專業律師、檢察院、司法所和派出所工作人員等5人組成，每個月15號為老百姓提供專業法律咨詢、代寫簡易法律文書等法律服務，并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制宣傳與送法服務。

　　湖北省襄陽市保康縣馬橋鎮堯治河村同樣把村民法制教育納入村兩委議事日程，聘請當地知名律師擔任村里的法律顧問，并成立了法律顧問室，安排律師常年走村入戶開展普法教育，解決村民之間的矛盾糾紛，推動干部群眾形成親法、信法、學法、用法的思想自覺，搭建聯企聯戶的法律服務平臺，推動村民和企業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會氛圍。

　　“無論是村規民約的制定，還是村委會及各類村民自治組織開展的活動，都要遵循相關法律法規，以法治為保障。”張曉山說，通過法治才能從根本上引領和保障鄉村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社會誠信的促進，確保良好鄉村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維護。

　　專家指出，當前，我國鄉村治理已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也存在法不全、普法難、用法難、執法難、監督難等問題，“遇事找關系、辦事講人情、信官不信法、信權不信法”的現象還比較突出。因此，應繼續加大普法力度，提高百姓的法律意識；提供公益性的法律服務，降低百姓依法維權的成本，真正推動全民學法守法用法。

　　德治是支撐

　　民風民俗、家風家訓、倫理道德等，可以起到法律“硬治理”起不到的效果。

　　不少專家認為，農村屬于熟人社會，村民多是家族、親戚、朋友、熟人，民風民俗、家風家訓、倫理道德等，具有無形的約束管理作用，可以起到法律“硬治理”起不到的效果。

　　“無論是法治還是自治，都要通過德治來體現和引導，才能有效破解在鄉村治理中法律手段太硬、說服教育太軟、行政措施太難等長期存在的難題。”湖北省襄陽市保康縣馬橋鎮堯治河村黨委書記孫開林認為，在鄉村治理中開展德治，過去靠精神，現在靠發展，未來靠文化。

　　孫開林告訴記者，近年來，堯治河村結合本地實際，正在利用大舞臺的活動，一方面組織村民參與文化活動，提高村民幸福指數，另一方面針對農村實際，通過各種形式的節目編演，表揚村民中的好人好事，批評村民中的不良習慣和不良風氣，采取各種有效形式激發農村傳統文化活力，不斷豐富鄉村文化生活，使風清氣正、向善向上的輿論導向推動自我教化，形成良好的村風民俗。

　　越豐村成立了由村黨總支書記擔任協調人，包括小組長代表、黨員代表、村民代表、道德模范代表等11人組成的道德評判團，參與涉及村民的重大事項的監督和評議，參與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在道德評判團的建議下，一些老百姓樂于參與的文化活動也得到了推進，包括村里的文化禮堂、道德講堂、文化茶館、文化示范戶、村級廣場排舞、太極拳等各種形式的活動，發揚了社會新風尚。

　　葉興慶認為，在未來的鄉村治理進程中，自治的事項會逐步減少，適用法治的東西會逐步增多，城鄉在治理體系上會逐步趨同。不過，要更加重視德治，因為自治和法治都是有成本的，而德治既能繼承和發揚鄉村文化的優良傳統，也能幫助降低自治和法治的成本。

　　“抓德治要把黨建擺在首位。”張曉山建議，任何制度都要人來執行，要夯實鄉村治理的道德基礎，帶頭人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抓住了基層黨員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鄉村治理體系的基層領導人要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自覺地執行各項改革舉措，鄉村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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