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一種以鄉村振興戰略為方向，以聚焦“三農”問題為導向，以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的現代化鄉村治理體系。這種“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既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價值取向，也回答了社會治理重心下移進程中“鄉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問題；既融合創新了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思想資源，也選擇性地借鑒了全球治理多樣化的理論范式；既契合了歷經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浪潮、高科技發展浸潤的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結構樣態、鄉村社會發展狀況、鄉村公共事務復雜多元化、鄉村村民素質養成性的社會生態系統，激活了鄉村治理的主體協同力、機制融合力和有效創造力，也強化了鄉村治理中基層黨組織的組織領導力和村民自主參與度，搭建和完善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鄉村治理實踐路徑。

　　堅持治理理念與“重心下移”的融通。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對鄉村治理體系“事實狀態”的理性認知和“應然狀態”的價值取向，是對鄉村治理各要素、各流程的統籌規劃，以集中資源有效實現鄉村治理的愿景目標。“三治結合”體系作為一套由內向外、剛柔并舉、知行合一的治理理念系統，對當下中國鄉村治理既是一種事實描述，也是一種應然導向，進而*限度地下移鄉村治理重心，賦予鄉村治理終端主體即村民自主治理空間，*限度地激活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扶貧、*脫貧，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斷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鄉村是村民們生產、生活的聚居地，美麗鄉村是由農業、農村、農民構建的理想共同體。鄉村治理作為鄉村振興的內生驅動力，不僅是維持鄉村秩序的一系列規范體系，更是一種表現鄉村社會結構的文化形態、一種村民生活的意義選擇。當每個村民都在觀察、思考和踐行鄉村環境、公共衛生、交通秩序等文明鄉風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措施，“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就成為鄉村村民為人處事的治理機制和評價體系。這種高度融通治理理念與重心下移內在邏輯關聯的“三治結合”，既防止了治理理念缺失或錯位導致的鄉村治理實踐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更明晰和激活了有效實施鄉村治理的機制、渠道和力量。

　　堅持規則治理與價值引領的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重在規則治理，貴在價值引領。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本質上是通過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兩大部分來規范什么是應當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從而形成多規則協同治理系統。自治旨在通過關于“我是誰”“我與家庭、他人、自然”關系的把控及村民自我修養的培養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實現村民個體由治理“對象”走向治理“主體”的全面自由發展的自我治理過程；法治通過制度安排和規則程序，憑借一套具有普遍性、可預見性等理性化標準的正式規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區間；德治重在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內心信念等正面引導人們的價值取向和發展方向。無論正式規則或非正式規則，都是人們根據長期實踐經驗建構制定或約定俗成的，當建構制定或約定俗成的規則成為人們行為選擇的現實標桿和評價標準，就合規律、合目的地實現了由“規則治理”向“價值引領”的功能轉變。只有升華為價值引領的“三治結合”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堅持知行合一的實踐邏輯。“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貴在知行合一。遵循自主建構和自覺踐行雙向互動是“三治結合”的實踐邏輯。其中，自主建構是基礎，自覺踐行是目的，自主建構和自覺踐行的雙向互動創造了“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的價值生命力。自治、法治和德治是依據鄉村治理主體、方式、渠道、目的等多要素組合不同關系形成的三種理想治理類型。自治型鄉村治理是村民憑借自我意識和自律能力、以實現村民自我治理為目的的治理，這種治理是實現知行合一鄉村治理*基礎的實踐之道。法治型鄉村治理以普遍、明確、可操作的規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以實現對行政權力限制和公民權利保障的治理，這種治理是實現知行合一鄉村治理*有力的實踐之道。德治型鄉村治理是一種旨在營造、傳承文明鄉風民俗的治理，這種治理是實現知行合一鄉村治理潛移默化的實踐之道。基于傳統文化、實踐經驗及自主選擇的“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成功創造了知行合一的中國鄉村治理體系實踐邏輯。

　　簡言之，自治、法治與德治“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體現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實現了涵養人格美德、凈化文明鄉風、建設美麗鄉村的多重目標，是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陳進華（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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